《不完美受害人》：受害人就是受害人，无所谓完美与否
更新时间： 2025-04-03 20:03:11
浏览：5
本文想经由日本知名女性学者上野千鹤子的相关理论，来检视这部剧、反驳上述两个论调。
受害人无所谓完美与否
无论剧集内外，几乎所有聚焦这起强奸案的人，都抓住了一点：赵寻是“不完美受害人”，在这起强奸案中，她有很多做法存在争议。
总之，所有人一再盯着、反复强调赵寻做得不够好的地方，言外之意是：但凡你“完美”一点点，你不贪婪不软弱，你就会得到更多同情，你的指控就会更为有力；甚至，但凡你能早一点拒绝，这起强奸案就不会发生。
发现没有：明明很多人本意是想说，“不完美”的受害人也是受害人，可一旦这种“不完美受害人”的判断存在，我们一定会忍不住去批评受害人，并渐渐地将对加害人的讨伐的视角转移了，或者是分散了——我们本该火力全开针对加害人，结果我们却在纠结受害人“不完美”。
这时，我们已经落入加害人及其背后的既得利益群体预设的陷阱中，也就是上野千鹤子所说的“自我负责理论”，“个人在完全知情的情况下是可以自由进行自我决定的主体”。
这种理论，换个容易理解的词来说，就是女性的“主观能动性”，“你就不应该在公共场合穿这么暴露”“你就不应该随便接受总裁送你的礼物”“你就应该勇敢拒绝”“都怪你自己禁不住诱惑，心存侥幸”……所以，赵寻在遗书里还在自我谴责。
什么意思呢？就比如一起强奸案中为什么发生，它可以指向的主体性问题，即，女性的“自我负责理论”，是不是女性做得不够好，女性有什么让人误会的地方，才导致了强奸的发生；它也可以指向结构性问题——这才是根本问题，即，我们所处的整个男权制的社会结构，它让一个有权有势的男性侵犯一个女性是如此轻而易举，绝大多数时候也不必付出代价。
当我们一个劲地在讨论受害人“不完美”时，我们就是在谈论主体性问题，自然也就淡化了对结构性问题的批判，我们的火力稀释了，我们无形中已经在帮结构性问题“脱责”。
“男的小心谨慎一点刚刚好”
为了拓宽观众对于“强奸”的认知——并不仅仅是“蛮干硬上”才是强奸，温柔的强迫也会被判定为强奸；《不完美受害人》对于加害人的刻画，打破了刻板印象中的认知——他不一定是粗鲁粗暴的，也有可能像剧中的成功那样，花几十万给赵寻买各种衣物和包包，一个劲提拔赵寻，平时对赵寻也和风细雨……
这也确实让一些观众产生了“错觉”——他们由此对成功产生很大的同情，认为成功仅仅是误会了赵寻的意思，如果赵寻说“不”他就不会继续；甚至还有颇为龌龊的说法：成功有的是钱，80多万元想找什么样的女人没有……有些男性还说：女人如果都像赵寻那样“倒打一耙”，那以后男人哪里还敢追求女人？
同情成功的论调背后，既是把责任甩到女性头上，也折射了很多男性压根就没有意识到结构性问题的“危害性”。
为什么没有意识到？一方面，男性作为结构中的既得利益者，他们长久以来已经习惯了坐享一切利益、习惯了在男女关系中处于“上位者”的姿态，这甚至内化为他们的本能，他们对此习焉不察。
但一直在结构中处于“下位者”位置的女性，则一直被一种不安全感所困扰——这种困扰绝大多数男性未曾感受到。就像电影《芭比》中，当芭比来到真人世界，当众多目光望向她时，她感到隐隐的不安，肯则没有这种感觉。这是因为男性的目光中，带着天然而不自知的凝视、赏玩和评判。
二者在结构中位置的不同，也导致一些人的认知出现很大的差异。就比如成功一直认为自己是在追求赵寻，赵寻只要没有说“不”，哪怕她的眼神里是闪躲、抗拒和不安，成功都会视为“欲拒还迎”，他乐在其中。
上野千鹤子肯定是没看过《不完美受害人》，但她在书中曾写了一段话来形容男性这种“不知道”的反应，倒是跟成功一模一样，“他们肯定几十年来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，只是偶尔有一次遭到女性的指控，于是惊愕不已……‘我一直都是这样，怎么会有问题呢？’”
这也是《芭比》中的另一句台词说的，“父权制不存在了吗”“不，父权制只是更隐蔽了。”上野千鹤子也有类似的判断，“社会变革变的不是真心话，而是原则和场面话”。
换言之，一些男性为了顺利实现对女性的占有和侵犯，他们会包装得“尊重女性”，比如像成功那样风度翩翩、出手阔绰、对女性充满温柔，也会说各种“场面话”，比如《芭比》中的美泰集团的男总裁。可实际上，他们只是找到了更巧妙的方法，他们本质上仍然是站在“上位者”的位置凝视女性、定义女性、占有女性……
这样的举动带有非常大的迷惑性。但《不完美受害人》就是要拆穿这种“伪装”，更要警告这种“伪装”——随着越来越多女性的觉醒，随着女性自主意识的增强，这种“糖衣炮弹”对于一些女性一点都不管用，女性会将它们变成射向男性的“子弹”。所以，赵寻在短暂的犹豫之后，坚决要报警，晏明执意要调查这起强奸案，林阚更是决定放弃一切，“倒戈”为赵寻辩护……
虽然现实生活中，赵寻、晏明、林阚这样不平则鸣的女性还不是很多，但会越来越多。这也是上野千鹤子对新一代女性的判断。她认为时代在变化，女性也在“进化”，男性以前习惯了既得利益者的位置，现在这个位置愈发存在崩塌和瓦解的危险，“再下一代的年轻女性生于少子化的时代背景，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大成人，坚信女人在各方面都不比男人逊色，所以发出了无比正当合理的呼声：‘我无法忍受这样的不公！’‘岂有此理！’”。
所以，成功不必“破防”，男性不必“破防”，因为这注定会成为趋势，再委屈也得受着，不习惯也得慢慢习惯。
也会有人跳出来指责，女性又在“打拳”了云云，现在的男性越来越难生存了云云。但诚如上野千鹤子质问的，“男人的问题难道不该由男人来解决吗？是色狼逼得女性不再信任男性，可广大男性为什么不将怒火对准色狼？为什么男性不主动发起打击色狼的运动，还把女性的指控看成诽谤，坚持主张‘色狼蒙冤’？最有资格对性骚扰者感到愤怒的就是不会性骚扰的男人，可他们为什么要反过来包庇败类，而不是痛骂？”
女性也不必担忧什么男性“小心翼翼”后会对她们造成新的排挤等等，上野千鹤子说，“你想想，如果他们不对你小心翼翼会怎么样？男的小心谨慎一点刚刚好。”她说，“他们‘自然而然’的‘无心之举’完全有可能是不折不扣的‘性别歧视’。”
女性长久以来在结构下都小心翼翼的，男性这才刚小心翼翼一下就觉得受不了了？你如果不像成功那样有家室还出轨、对其他女性图谋不轨、脑子里根本没有两性平等的理念，你就会觉得“小心翼翼”根本没什么，你的母亲、老婆、女儿都是女性，其他男性“小心翼翼”对她们都好，你何尝不是受益者？
本期编辑 邹姗
曾于里
新近完结的《不完美受害人》，不仅是今年暑期档，也是今年至今最好的剧作之一。剧集聚焦的是一起“强奸案”所引发的一系列风波，凸显出强烈的现实感。
剧集虽然看上去颇具“噱头”，但故事却讲得严谨严肃，它既不是话题至上、作品性不足的“社会问题剧”，也不是口号喊得很响、只为迎合某受众群体的“爽剧”。相反，29集的篇幅专注于一起强奸案中多方力量博弈的剖析，让观众仿佛是在阅读一篇文学性很强、但长达几万字的深度报道，时常有令我们矛盾、无奈、痛苦、难以推进的时刻，也由此，它前所未有地让我们窥见一起强奸案背后的复杂人性和女性困境。观看这部剧所需的不仅仅是耐心，还包括随时被挑战、被冒犯、被刺痛的心理准备。
《不完美受害人》海报
本文想经由日本知名女性学者上野千鹤子的相关理论，来检视这部剧、反驳上述两个论调。
受害人无所谓完美与否
无论剧集内外，几乎所有聚焦这起强奸案的人，都抓住了一点：赵寻是“不完美受害人”，在这起强奸案中，她有很多做法存在争议。
受害人赵寻（林允 饰）
加害人成功（刘奕君 饰）
总之，所有人一再盯着、反复强调赵寻做得不够好的地方，言外之意是：但凡你“完美”一点点，你不贪婪不软弱，你就会得到更多同情，你的指控就会更为有力；甚至，但凡你能早一点拒绝，这起强奸案就不会发生。
发现没有：明明很多人本意是想说，“不完美”的受害人也是受害人，可一旦这种“不完美受害人”的判断存在，我们一定会忍不住去批评受害人，并渐渐地将对加害人的讨伐的视角转移了，或者是分散了——我们本该火力全开针对加害人，结果我们却在纠结受害人“不完美”。
这时，我们已经落入加害人及其背后的既得利益群体预设的陷阱中，也就是上野千鹤子所说的“自我负责理论”，“个人在完全知情的情况下是可以自由进行自我决定的主体”。
这种理论，换个容易理解的词来说，就是女性的“主观能动性”，“你就不应该在公共场合穿这么暴露”“你就不应该随便接受总裁送你的礼物”“你就应该勇敢拒绝”“都怪你自己禁不住诱惑，心存侥幸”……所以，赵寻在遗书里还在自我谴责。
赵寻在遗书里仍然在自我批判，而不是讨伐加害人，这是剧本处理上的不足之处。
林阚（周迅 饰）学生时代是性骚扰的受害人，她一直在自我检讨。
什么意思呢？就比如一起强奸案中为什么发生，它可以指向的主体性问题，即，女性的“自我负责理论”，是不是女性做得不够好，女性有什么让人误会的地方，才导致了强奸的发生；它也可以指向结构性问题——这才是根本问题，即，我们所处的整个男权制的社会结构，它让一个有权有势的男性侵犯一个女性是如此轻而易举，绝大多数时候也不必付出代价。
当我们一个劲地在讨论受害人“不完美”时，我们就是在谈论主体性问题，自然也就淡化了对结构性问题的批判，我们的火力稀释了，我们无形中已经在帮结构性问题“脱责”。
剧集姗姗来迟地在大结局才点出这一点
不必在意受害人是否完美，而是去“倾听、共情、保护”
“不完美”，有时只是人性在面对结构时的普遍弱点，无须过多自我苛责。
“男的小心谨慎一点刚刚好”
为了拓宽观众对于“强奸”的认知——并不仅仅是“蛮干硬上”才是强奸，温柔的强迫也会被判定为强奸；《不完美受害人》对于加害人的刻画，打破了刻板印象中的认知——他不一定是粗鲁粗暴的，也有可能像剧中的成功那样，花几十万给赵寻买各种衣物和包包，一个劲提拔赵寻，平时对赵寻也和风细雨……
这也确实让一些观众产生了“错觉”——他们由此对成功产生很大的同情，认为成功仅仅是误会了赵寻的意思，如果赵寻说“不”他就不会继续；甚至还有颇为龌龊的说法：成功有的是钱，80多万元想找什么样的女人没有……有些男性还说：女人如果都像赵寻那样“倒打一耙”，那以后男人哪里还敢追求女人？
同情成功的论调背后，既是把责任甩到女性头上，也折射了很多男性压根就没有意识到结构性问题的“危害性”。
为什么没有意识到？一方面，男性作为结构中的既得利益者，他们长久以来已经习惯了坐享一切利益、习惯了在男女关系中处于“上位者”的姿态，这甚至内化为他们的本能，他们对此习焉不察。
但一直在结构中处于“下位者”位置的女性，则一直被一种不安全感所困扰——这种困扰绝大多数男性未曾感受到。就像电影《芭比》中，当芭比来到真人世界，当众多目光望向她时，她感到隐隐的不安，肯则没有这种感觉。这是因为男性的目光中，带着天然而不自知的凝视、赏玩和评判。
二者在结构中位置的不同，也导致一些人的认知出现很大的差异。就比如成功一直认为自己是在追求赵寻，赵寻只要没有说“不”，哪怕她的眼神里是闪躲、抗拒和不安，成功都会视为“欲拒还迎”，他乐在其中。
成功“把玩”着赵寻的痛苦纠结
上野千鹤子肯定是没看过《不完美受害人》，但她在书中曾写了一段话来形容男性这种“不知道”的反应，倒是跟成功一模一样，“他们肯定几十年来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，只是偶尔有一次遭到女性的指控，于是惊愕不已……‘我一直都是这样，怎么会有问题呢？’”
惊愕不已的成功，真是坏而不自知
这也是《芭比》中的另一句台词说的，“父权制不存在了吗”“不，父权制只是更隐蔽了。”上野千鹤子也有类似的判断，“社会变革变的不是真心话，而是原则和场面话”。
换言之，一些男性为了顺利实现对女性的占有和侵犯，他们会包装得“尊重女性”，比如像成功那样风度翩翩、出手阔绰、对女性充满温柔，也会说各种“场面话”，比如《芭比》中的美泰集团的男总裁。可实际上，他们只是找到了更巧妙的方法，他们本质上仍然是站在“上位者”的位置凝视女性、定义女性、占有女性……
这样的举动带有非常大的迷惑性。但《不完美受害人》就是要拆穿这种“伪装”，更要警告这种“伪装”——随着越来越多女性的觉醒，随着女性自主意识的增强，这种“糖衣炮弹”对于一些女性一点都不管用，女性会将它们变成射向男性的“子弹”。所以，赵寻在短暂的犹豫之后，坚决要报警，晏明执意要调查这起强奸案，林阚更是决定放弃一切，“倒戈”为赵寻辩护……
虽然现实生活中，赵寻、晏明、林阚这样不平则鸣的女性还不是很多，但会越来越多。这也是上野千鹤子对新一代女性的判断。她认为时代在变化，女性也在“进化”，男性以前习惯了既得利益者的位置，现在这个位置愈发存在崩塌和瓦解的危险，“再下一代的年轻女性生于少子化的时代背景，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大成人，坚信女人在各方面都不比男人逊色，所以发出了无比正当合理的呼声：‘我无法忍受这样的不公！’‘岂有此理！’”。
所以，成功不必“破防”，男性不必“破防”，因为这注定会成为趋势，再委屈也得受着，不习惯也得慢慢习惯。
也会有人跳出来指责，女性又在“打拳”了云云，现在的男性越来越难生存了云云。但诚如上野千鹤子质问的，“男人的问题难道不该由男人来解决吗？是色狼逼得女性不再信任男性，可广大男性为什么不将怒火对准色狼？为什么男性不主动发起打击色狼的运动，还把女性的指控看成诽谤，坚持主张‘色狼蒙冤’？最有资格对性骚扰者感到愤怒的就是不会性骚扰的男人，可他们为什么要反过来包庇败类，而不是痛骂？”
女性也不必担忧什么男性“小心翼翼”后会对她们造成新的排挤等等，上野千鹤子说，“你想想，如果他们不对你小心翼翼会怎么样？男的小心谨慎一点刚刚好。”她说，“他们‘自然而然’的‘无心之举’完全有可能是不折不扣的‘性别歧视’。”
女性长久以来在结构下都小心翼翼的，男性这才刚小心翼翼一下就觉得受不了了？你如果不像成功那样有家室还出轨、对其他女性图谋不轨、脑子里根本没有两性平等的理念，你就会觉得“小心翼翼”根本没什么，你的母亲、老婆、女儿都是女性，其他男性“小心翼翼”对她们都好，你何尝不是受益者？
赵寻最终胜诉了
当然，本文的论述确实很理想化，比如还是有人会各种检视受害人，让受害人承受更大的舆论压力（剧外对赵寻的苛责就是现成的例子）；比如现实中的强奸案认定非常严谨，女性的“不完美”确有可能让她的诉求无法得到法律支持……但无论如何，我们还是想强调：受害人不需要完美，不需要自责，我们不要再检讨受害人的“不完美”了，集中火力去检讨加害人的不完美；同时，也要警示所有加害人：哪怕法律没有站在受害人这边，我们也可以用公序良俗、用舆论的力量让你付出代价，就像最终林阚、晏明和赵寻，共同让成功付出代价，就像上野千鹤子说的——“女人的愤怒绝不是无力的”。
本期编辑 邹姗
